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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的恐慌想象酿成了近代史悲剧?
2019-02-11 14:03:09 来源:新京报网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次改革,戊戌变法所涵盖的社会复杂性以及社会层面的历史抉择,在120年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近期,羽戈出版了《激进之踵》,与马勇、谌旭彬、解玺璋一起重返历史现场,探讨历史人物在时势潮流之中的思想嬗变和历史抉择……

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如果按照天干地支纪年法,当下2019年依旧处于戊戌年间。120年前的戊戌变法,一直以来就是近代中国的争议话题,不仅因为这场变法运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因为这场运动的前前后后太过于扑朔迷离,更因为戊戌变法的成败所带来的历史转折,以及戊戌变法中各个阶层的思维方式,和牵扯其中的社会复杂性,都给后世以殷鉴。

在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中国的思想界和出版界似乎比往常显得太过于平静了。2019年1月,汉唐阳光出版了羽戈的《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终于在农历意义上的戊戌之年迎来了一份迟到的戊戌纪念册。尽管这本书看似基于人物与历史之间的迷雾为群像,以细读史料的功夫为我们吹散了因种种原因而凝聚的重重迷雾,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光谱和行事转向,但更像是基于近些年来公共舆论中的激进与改良之争而写。

自九十年代李泽厚发出的“告别革命论”之后,对激进主义的讨伐之声成为了近二三十年最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一度让知识界在重读近代史之时迷离了双眼,甚至在讨论时代转型的现实命题之前也迷失了方向:对激进主义的剧烈批判构成了中国学界与公共舆论的主流之声。然而,正如羽戈在《激进之踵•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进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什么激进”,如果不愿设身处地去追索为什么众多国人会投身激进之河,那么不管后世的批判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痛心疾首,都无法驱散激进的身影,阻止激进的返潮,而终将陷入杜牧《阿房宫赋》所描绘的历史恶性循环。

1月12日,羽戈携带《激进之踵》与历史学家马勇和解玺璋、《短史记》主编谌旭彬等,共同“重寻激进主义之源”,探讨120年前的历史转折,重新审视戊戌变法前后的历史人物在时势潮流之中的思想嬗变和历史抉择,进而反观近些年来的舆论思潮,以及时代旋涡中的我们当如何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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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羽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羽戈:戊戌变法的是激进与渐进的双输

在谈论戊戌变法的历史之前,羽戈重新回顾了九十年代以降的反激进思潮。在199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论”,引发了大陆思想界对激进主义的跟风批判。1995年,萧功秦撰写了《戊戌变法的再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苹果彩票pk10根源》;1998年,李书磊撰写了《说什么激进》,认为萧功秦将戊戌变法的失败根源归为时人的激进经不起推敲;哪怕至今为止,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依旧是舆论市场中的抢手声调,只不过近些年来的特殊原因导致部分网络声音开始重新认识激进主义,在互联网上展开了改革与革命的舆论争议,但这场争议才刚刚开始,就消弭于时代的喧嚣之中。

而羽戈的《激进之踵》,正是重新检阅历史人物在时代旋涡之中的思想光谱和历史抉择:为什么康有为、谭嗣同乃至于光绪皇帝会选择激进的方式来面对清廷的转型?在他看来,如果回到历史语境之中,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去重新审视戊戌变法那一段历史的话,并非如历史教科书所说的改良论调,对于当时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来说,激进之选是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只有选择激进的道路。

那么,为什么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只有激进这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呢?羽戈列举了三方面的原因:时势、力量和人的因素。

如果我们把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定在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10月1日政权鼎革的话,处于中间的时间节点恰好是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年。在羽戈看来,甲午战争不仅仅是近代史的转折点,也是近代社会精神状况的转折点。在甲午战争之前,晚清政府所面临的快乐赛车是经济危机,哪怕列强再怎么压迫也可以用钱来解决,所谓“能用钱来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晚清社会,无论是民间知识人还是朝廷官员,都意识到整个大清从经济危机转入了政治危机,整个晚清被推入了强权瓜分之势,“亡国灭种”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口头语和流行词。光绪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了保国会。正如保国会的名字所呈现的那样,只有当国家陷入岌岌可危之际,有志之士才会提出“保国”的概念。谭嗣同在那段时间内所写的书信,经常出现“亡国之际”等类似语句。正是知识分子和朝廷官员挂在嘴边的“亡国灭种”等语句,让大家意识到何谓大清第一危机。然而,当时的晚清著名谏官安维峻,面对主站还是主和的争执局面,在十四个月的任职内接连给清政府上呈奏疏六十五道,直接呈奏光绪皇帝的有六十三道,其中就有弹劾奏章,认为康有为扰乱人心,煽动民心,到处吆喝“中国必亡”。这些时代背景所呈现的局势之争,构成了他们做出何种抉择的时势背景。在羽戈看来,当我们在审视这一段历史和他们的抉择之时,尤其是在批评戊戌变法操之过急、鲁莽猖狂之际,我们首先需要考量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激进之踵》书中的开篇,羽戈重新分析了“戊戌年的派系与思潮”,真实的历史并非如历史教科书所说的守旧派和维新派这么简单。因为,当时的维新派内部也有着不同方向的派系分支:一支派系是渐进,一支派系是激进。这些派系和思潮在细分之下,就能够看到戊戌年前后的力量对比。广西举人李文诏在光绪帝开放上书权之后,在戊戌年八月初五上奏曰:“臣窃观中外大臣,大约主守旧者,十之七八。”羽戈进一步说,如果把这个数据扩大到老百姓的群体之中去,可能远远不止十之七八,更有可能是十之八九,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守旧势力达到了十之八九的地步。

羽戈再把时间往后两年,庚子年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谈到当时北方人对义和团的态度:“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如果把对义和团的态度也视为一种守旧与维新之分,如果把信义和团的势力归为守旧派,那么据刘孟扬的观察,当时整个中国守旧派的力量占到80%。如果再把时间往后一直延伸到1911年的辛亥年,袁世凯在11月23日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之后,《泰晤士报》记者认为“袁之语气,是深信中国人民有十分之七仍为守旧派,其与改革表同情者不过十分之三”。可见,哪怕到了辛亥年间,守旧势力依旧达到十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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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拳民在街上示范拳技
 
所以,从当时的新旧力量对比来看,戊戌年间庙堂之上的守旧派达到十之七八,真正的维新派不过十分之二。而且,这十分之二的维新派内部,绝大部分人都主张渐进的道路,康有为、谭嗣同这类真正的激进派甚至不到十分之一。面对亡国灭种的政治恐惧,有志之士如果有足够与守旧派和渐进派进行力量博弈的话,或许可能选择相对平稳的过度方式。恰恰因为当时的危机过大和力量过小,但书生意气又想把危机处理,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的垂死一搏。

那么,为什么会在力量悬殊之下选择激进的道路呢?这就是羽戈所说的第三个因素:人的因素。谭嗣同曾经自我评价“性急而又不乐小成”,意思是说性格急躁但又不愿做小事。在羽戈看来,这句话更适用于康有为身上,因为康有为狂放偏狭,性格急躁,且不愿屈尊做小事;但谭嗣同并非真的如此,在三十岁之后就不那么急躁了。在《激进之踵》这本书中,羽戈对谭嗣同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并非一直就如我们所熟听的那样激进。

后世学人经常在反思戊戌变法之时,批评康梁太过于激进,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让中国历史走了弯路;绝大部分人认为,如果当时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戊戌变法,中国历史的进程就不会那么曲折了。但是,历史不能假设,羽戈对这种观点也始终保留意见。在他看来,激进的失败未必是渐进的胜利——因为即使换做立场中立的张之洞,在当时的时势局面和派系力量之下,张之洞也永远不可能成功。

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后世对那段历史的渐进与激进之争呢?还有,当时为何会选择铤而走险的激进道路呢?羽戈借助几种史料,梳理了当时的渐进与激进的思潮脉络。

首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实际上在政治立场上并非与康有为是同路之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血溅菜市口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在一个看来,他的冤死相当于是替康有为背了黑锅。在戊戌年间,康广仁给康有为学生何树龄写信时,连用五个“太”字来评价康有为的性格和行事方式:“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所以,康广仁认为他的哥哥太过于急躁反而不能成事:“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康有为与康广仁的兄弟之争,鲜明地体现了“戊戌六君子”中未必都是思想一致:一个主张慢慢来,一个不愿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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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左)和梁启超
 
再者,与康有为同一天被光绪皇帝召见的张元济,在后来的回忆中如此写道:“诏下之日,长素(康有为)留居日下,日日鼓吹变法甚力。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锢疾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年后人才辈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即日南下,尽力兴学。而长素不从,且益激进。”作为同一天被皇帝召见的两个人,张元济与康有为之间同样存在着渐进与激进之争。

另外,戊戌变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王照,在礼部主事之时,礼部官员不肯代递奏折,光绪皇帝得知有重要奏折没能顺利递送之后,一怒之下把包括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的礼部六位官员全部罢免,这成为了戊戌变法的重要节点。在晚年之时,王照把自己的文集《王小航先生文存》拿给胡适,希望胡适帮忙作序。在胡适的著作中,有一段王照的回忆文字,也可看出他与康有为之间的思想分歧:“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从两段对话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政治谱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一个渐进,一个激进。

在羽戈看来,这三段历史事实,呈现了戊戌年间的渐进与激进之争。除去思想分歧和派系纷争之外,当时的时势也是我们在评价那段历史的人物作为所需要认真对待的。羽戈提及了当时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写的《现代教育》,他在书中建议李鸿章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晚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但李鸿章给出的答复是晚清政府根本承担不了这么一大笔开销。李提摩太进一步陈述教育经费之于晚清政府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但李鸿章得知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现代教育对晚清社会的发展效果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回答说:时势让清政府根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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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此外,戊戌变法之后的1905年春天,严复到英国交涉开平矿权,与孙中山的见面,让他们之间有了一段特别著名的对话。严复说:“当今国民其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孙中山问,“既如此,依先生之见该如何?”严复答道:“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也是慢慢来,从教育入手慢慢来。孙中山拉住严复的手腕,扼腕长叹:“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从羽戈列举的这些史料来看,戊戌变法前后的激进与渐进之争相当激烈,甚至这种争论还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在争议。但是,在时势、力量和人这三种因素的复杂情况下,激进与渐进之间并非二元关系。在羽戈看来,激进的失败未必是渐进的胜利。如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戊戌变法的是激进与渐进的双输,两者都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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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记》书影
 
马勇:知识分子的恐慌想象改变了历史

在马勇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心灵史。戊戌变法之所以会引发多重话题,就在于我们的现实状况还存在着太多的问题。然而,当我们回望近代史之时,其实很多问题在革命叙事中被严重地遮蔽掉了。

马勇接着羽戈所谈到的“亡国灭种”的政治危机,回顾了近代史的“亡国”叙事。在他看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没有给时人制造出亡国的感觉,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也没有,1860年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之后也没有,甚至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中国人依旧没有那么强烈的亡国之感。因为,这都是一些局部战争,并没有给晚清政府带来多大的政治危机感。他引用了蒋梦麟的著作来说明这种情况,一直到1900年前后,上海以宁波人为主要群体,但甲午战争五年后,宁波人依旧不知道有这么一场战争。在马勇看来,这基本可以断定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强烈的亡国之感。

真正让中国人感受到亡国灭种的时代情绪,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真正引发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才认为中国要亡国灭种了。1895年,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在马勇看来,当时的问题在如今回顾之时,显得更像是一种假问题。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确引发了很巨大的问题,这不仅引发了1898年的变法失败,也引发了1900年大规模的排外主义。但是,这些事实到底该怎么来解读呢?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原来比较狭隘的区域共同体接纳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知识分子和官员们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马勇借此也反问我们当下的现实境遇: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会不会使中国灭亡?在他看来,这里面存在一个被我们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知识精神的个人情绪会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变化。马勇说道,1895年中国被强制性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发展就像近些年的中国发展一样好,甚至李鸿章在1870年和日本外交官谈话时,对中国发展的模式充满了自信。1894年的局部战争,如在朝鲜的战争中其实并没有大规模战役和大规模伤亡,黄海大战也不过打了五个小时的小规模战争。但是,正是在这种自信膨胀之下,知识精英们面对外部危机之后立马就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情绪,释放了历史转折的亡国之感。

中国社会的极度恐慌情绪,就是在1895年前后,由于资本主义一夜之间进入中国,导致知识精英们的亡国恐慌。在马勇看来,1895年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节点,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和中国工业化的开启。过去教材里面反复讲中国不愿意修铁路的原因是怕风水破坏了,马勇认为这是瞎扯之论,据他的近代史研究调查,盛宣怀等人对西方所有物质文明都是及时想引进的。

但就在这时候,1897年发生了胶州湾事件,至关重要地把后来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马关条约》谈判后,德国、俄国、法国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教科书上叫“三国干涉还辽”。但在马勇看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外交的内部原因,那就是这三个国家为什么干涉还辽?原因就在于,从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到1860年《北京条约》开放南部,再到1895年《马关条约》开放整个中国,外国资本进来之后,怎么解决资本安全问题?马勇分析说,和晚清政府构成很大冲突的,就是怎么利用土地。

回看古典中国管理外侨的办法就会知道,在宋代到中国经商的外国人都集中在泉州,宋元之后明朝把到中国经商的人统统集中控制在广州。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翻阅原始资料就可以看到,大英帝国最初是希望清政府能否给一个远离大陆的荒岛建立海洋俱乐部。在马勇看来,回头读史料会觉得《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做生意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但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是极具悲情的历史事件,因为祖宗开疆拓土之后,怎么能把土地无偿给割让出去?

1895年《马关条约》谈判,德国、俄国和法国帮助中国把辽东半岛要回来,是因为清政府认为辽东半岛是满洲人的发祥地,相当于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圣地。在李鸿章的外交斡旋下,列强愿意帮了清政府的忙。但是,忙不是白帮的,列强希望清政府解决和中国贸易的困难。最终,1897年德国突然出兵占领胶州湾,通过谈判租借100年。再往后,法国通过谈判租借了广州湾,俄国通过谈判租借了旅顺大连湾,整个谈判发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马勇看来,租借方式给中国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当时清政府的选择有它的正当性。

但是,马勇发现,对于这条道路的选择,清政府没有把道理讲清楚,特别是没有说服知识分子。清政府签订协议是正当的,也是合乎中国整体利益的,但从严复到康有为到梁启超、谭嗣同等晚清知识分子几乎是整体性反对,而一切反对都是从1897年胶州湾事件开始,亡国灭种的说法也就流行起来了。

所以,马勇认为,政府的傲慢导致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混乱。1898年条约签订后的一个月,政治强人恭亲王去世了,在某种意义上给言论空间打开了缝隙。由于恭亲王的去世,诸如张謇等朝中大臣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朝政要发生大的变化,这是政随人亡的思维惯性。恭亲王一死,1898年政治就发生了大变化,知识精英的危机意识突然被释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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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訢
 
恭亲王去世13天后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书宣布改革,也就是建立北京大学。成立京师大学堂是正确之事,为什么建立一所大学会引发政治动荡?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诏书,本质上是重新办一个新的教育体制,最重要的东西是废科举、兴教育、改科举。改科举之后引发了利益冲突,包括和改科举有关的礼部六大臣被免职之事。这些改革的措施没办法执行、来不及执行,但不能就因此而说政策错误。

问题就在历史的偶然性。今天检讨1898年的失败,它的偶然性就是康有为对皇上和太后矛盾的想象。1898年8月开始,北京的传闻越来越多。但今天看各方史料,清宫档案、私人笔记、私人记录、李鸿章等大臣回忆也都出来了,比较各种史料发现,康有为只是想象两宫有矛盾,可能两宫真的没有他想象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一系列误解导致后来所谓政变发生。通过研究可以看到,是一场想象中的矛盾。想象中的矛盾把六个人杀掉后,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一个劲地讲保皇上。这是1898年政治发生当中的想象与偶然。

所以,马勇认为,想象中的亡国、想象中的危机造成激进的气氛,导致一系列的冲突,把历史一而再地改写。当然,所有的想象是假的,但后来成为历史的起点,都成为事实发生的起点。

谌旭彬:谈论激进或渐进意义不大,关键看改革驱动力在哪

《短史记》主编谌旭彬,从羽戈在《激进之踵》里对康有为的认知过程开始谈起。羽戈对康有为的认知经过了正-反-正三个阶段,“正”是早期受教科书的毒害,认为康是正面的历史人物;“反”是阅读茅海建对康梁历史的事实考据,发现很多与教科书的不同之处,对康比较反感;现在,对康有一种理解和同情。

改革是必然触动某些人的利益,也会让另一些人获得利益。谌旭彬认为,利益集团的高层之间出现利益纠纷,在重新切分蛋糕时对蛋糕的分配比例不满意之际,可能就会考虑改革之事。他借用两广总督张树声的遗折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第二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将死之际给朝廷上奏了一份遗折,请求朝廷开议院。在张树声看来,朝廷决策由老太后一人说了算对国家危害很大,所以建议开设议院,让督抚和朝中大臣都能参与朝廷的方针决策。之所以在中法战争之后递呈奏折请开议院,是因为太后在中法战争中对海军的系列运作,让淮军将领张树声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督抚对高层决策不满,促成了张树声的改革意象。

那么,戊戌年间的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呢?在谌旭彬看来,戊戌年间想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张树声的老问题,从甲午年间到后来的系列危机,大家认为朝廷决策不能由老太后说了算。至于其他的诸如修铁路等事情,李鸿章、曾国藩在洋务运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戊戌年只是重申了还要继续维持。但在戊戌年时,康有为要设立制度局,想要改革高层的决策机制。这个想法在戊戌年当然不可能实现,太后绝不会容许制度局的出现,即使后来把制度局改成懋勤殿,太后也当然不会同意。所以,“围袁杀后”就是要先把高层的决策机制给变了,决策机制变了之后,老太后一人独断造成国家危害的事情可以避免。这是戊戌年想干的事情。

但是,谌旭彬也认为,这项改革在戊戌年绝对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人对康有为都不看好,认为康有为胡搅蛮缠,但也没有一个人跳出来打击康有为,在施政过程中也没有动用政治力量打压康有为。甚至康有为被抨击之后,太后问李鸿章是不是康党,李鸿章说如果讲维新讲改革的都是康党,那我就是康党。这些督抚也觉得朝廷的最高决策机制需要改变,但他们比康有为更加明白,在目前状态下根本做不到。所以,督抚不反对康有为,也不拥护康有为,他们之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终被打破,是在庚子年。庚子年间,老太后犯糊涂把八国联军招过来后,仓皇逃走导致威望直下,趋近于零。正是此时,地方督抚认为机会来了,像两广总督陶模在太后回銮之后,就立马上奏说要开设议院。大意是说,太后你一人决策搞出多大的乱子,给国家造成多大的危害,连朝廷都逃跑了,你跟皇帝都失守了。从此之后,地方督抚开始讲议院的多了。

庚子之后,就是清末新政。几乎所有的地方督抚都利用地方咨议局向朝廷施压要搞英式立宪,地方政府的权力需要合法化。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政府拥有过兵权、财权、人事权,但这个权力是在特殊情境下获得的,太后下个懿旨就能随时收回。地方政府想通过地方咨议局把地方政府的权力合法化。这项改革,在康有为时代是没法完成的。康有为在没被光绪赏识之前,在湖南搞的是湖南自立,要兴民权,提倡“保中国不保大清”。但进京之后,康有为说民权不用搞,甚至公开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解释为什么现在不需要开议会,因为皇上英明神武,我们跟着皇上走。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皇上不赏识的话,在朝中就没有机会更改最高决策机制,他就在地方上希望通过兴民权的方式来实现抱负。但一旦有了机会,民权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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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时期的大臣
 
到了清末立宪时期,局势就完全不同了,地方督抚开始介入其中。地方督抚认为民权是个好东西,因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权力合法化。所以在1908、1909年,有地方咨议局先后搞了四次大新政。谌旭彬说,现在看那时候的报纸报道会很惊讶,签名人数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到民国甚至抗战时搞签名未必有上百万签名。背后是地方督抚在操纵,地方督抚觉得有必要把地方咨议局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到乡间找人按手印签名,连续搞了四场,把朝廷搞得焦头烂额。朝廷想通过日式立宪,学习日本把权力收上来。地方督抚就想搞英式立宪,要把咨议局的权力给彻底地落实下来。在谌旭彬看来,这才是晚清改革的原动力。

所以,对于晚清政府的种种作为,谌旭彬认为改革并无激进、改良之分,最终取决于所处的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及驱动力在哪里。同样的,谌旭彬认为谈论戊戌年的激进或改良意义不大,关键在于看当时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驱动力是否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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