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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评《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自由比道德更重要
2019-02-11 13:40:4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核心提示:在我看来,“讲自由的经济”比前几年流行的“讲道德的经济”更为可靠,道德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尤其在经济领域,这在德治为传统的中国已经屡试不爽。如果要讲道德,也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被强制的道德不是道德,是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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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苏小和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图片来源:中华读书报)
 
认识苏小和兄是在一个网上的诗歌论坛里,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文学青年。中国的诗人们平日见佛杀佛,一旦碰到民族国家的菩萨,立即纳头便拜。有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论坛上又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我退避三舍,隔岸观火。这时,看到一个网友坚持不合时宜的观点,遭到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诗人的无情打击,依然不屈不挠、不愠不火。我自忖没有这么好的修养,在佩服之余通过站内短消息向这位网友表达了结识的愿望。不用多说,他就是苏小和。

苏小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常识的诗人。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诗人,觉得他把写作才能都用在诗歌上,意犹未尽,就撮合他和《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的戴新伟兄认识。他随即写了一篇关于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书评。那篇书评刊出之后,迅速被各个网站转载,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后来,苏小和告诉我这是他写的第一篇书评,再后来,我才知道苏小和早已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进入事倍功半的书评领域,于名于利都是很不“经济”的选择。他为了写余英时先生的书评,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通读了一遍,这种功夫让自认为对书评还算认真的我都觉得有些过分,如此敬业又如此不计工本,其他的书评人还有活路吗?

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做一份免费派送的电子读物“独立阅读”,苏小和是当然人选,从此插翅难逃,每个月都在百忙之中撰写一份经济类新书报告。我从文学青年转型为思想青年(或思想中年)之后,在自己关注的文史领域之外,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和法律。这一方面是问题意识使然,关注中国问题,不可能不去思考自由市场和宪政制度;另一方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受到苏小和的不少影响。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市场的很多论述,和杨小凯、陈志武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解答了我的很多疑问。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误把法家当法治”。雷厉风行、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常常被视为改革者的美德,然而,这更有可能是回到两千年法家铁腕的老路上。法家崇拜加上读经热,成了“儒表法里”的旧调重弹。我对读经热不以为然,但对中国苹果彩票pk10中的儒家传统颇有好感。在我看来,儒家之所以与法家勾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重义轻利留下的空白,需要法家来填补。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向他求教利国之策,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对内圣者来说,重义轻利是基本底线,但是对其他听众而言,这是道德口号。不管君还是民,面对孟子和商鞅,可能都会更喜欢后者。曾有铁面执政者看到商鞅的事迹潸然落泪,这个执政者深得人民爱戴,在知识界也口碑甚佳。

再对比自由主义的发展,它兼顾了义和利的原则。自然法是它的重要基础,这有些像儒家的天命论,注重价值原则,但是有神秘主义因素。功利主义的补充至关重要,自由主义在认同权利原则的同时,也认同了功利的原则,并且祛除了神秘主义的成分。这使得公众不仅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也愿意并且可以参与到自由主义的实践。回到中国,在《盐铁论》里,儒家反复批评商鞅的做法“不好”,大夫反复说这种做法“有用”,一个是从价值层面评判,一个是从功能层面评判,鸡同鸭讲。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今天,人们评判某些事情时常说,这样不好,但是有用。为了缓解这个矛盾,人们在公开的言说里以“义”为标准,在实际的行动中以“利”为标准,“儒表法里”长盛不衰,“潜规则”由此而生。公元前81年儒家的反对,没能阻止此前盐铁官营国有的政策,这种经济模式持续至今,已逾两千年。这个板子不能全打在法家身上,需要反思儒家的内在缺陷。

士农工商,士是唯一一个不能依靠本职工作谋生的阶层。“润笔”一词出自《隋书》,但是它不能等同于稿费,现代意义上的稿费来自市场化的媒体,“润笔”最初多为官员撰写公文的外快,撰写公文本是官员基本职责,已拿俸禄,再拿润笔,纯属双重收费。士这一阶层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才能谋生,士农合一、耕读传家虽然不错,但是一种被动的选择,科举不成,不得已而为之,“学而优则仕”才是士的主要发展方向,只是除了极少数君子儒,谁能像孟子一样重申并且实践“何必曰利”?这一格局,直至明清才算破冰,出现余英时先生提到的“士魂商才”现象:“不但商人多从士人中来,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商贾家庭。”官商合则两伤,官员进行权力寻租,商人忙于寻租权力,最后是“劣币驱逐良币”。士商合则两利,士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性,思想上的独立性也不再是空中楼阁(当然还需要制度保障),商也可以改变“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刻板形象,参与价值的建设。“士魂商才”出自“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义利合一的理念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那部轰动一时的《大国崛起》对此赞赏有加。经济在中国,本来就是指经世济民。

在中国,“士魂商才”的现象出现于两个时期,一个是明清,一个是民国。或者,第三个时期是不远的未来。我曾与新东方的俞敏洪先生有过接触,他创办一所小型精英人文大学的理想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这个愿景让人对当下不太乐观的大学教育残存一些希望。我还曾读过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女士的访谈,如果她专门做学问,将不亚于现在这些众所周知的学人。但是,我看到快乐赛车的企业家,依然习惯于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在机场书店滚动播出的成功学讲座也几乎都是这种套路。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未来还很遥远。

苏小和的写作,扭转了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一统财经写作的局面,为“士魂商才”的再次出现创造了思想条件。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吴晓波、傅国涌等先生近年来也在同一方向上多有著述。“自由”和“经济”是贯穿于整本书的两个关键词,“自由”重义,“经济”重利,但苏小和通过对历史和当下生活的考察,证明义利合一的可能和必要,“讲经济的自由”和“讲自由的经济”实为一体两面。商业不是自由的天敌,两者更有可能是合作伙伴,无产只能意味着失去一切,包括人性,“有恒产,有恒心”。自由不是精英的奢侈品,而是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有所谓“自然灾害”,饿殍遍野。这些论述在这本书里俯拾皆是,诸位读者可以细察。在我看来,“讲自由的经济”比前几年流行的“讲道德的经济”更为可靠,道德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尤其在经济领域,这在德治为传统的中国已经屡试不爽。如果要讲道德,也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被强制的道德不是道德,是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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